台湾「试管婴儿之父」曾启瑞创造的第一例试管婴儿于1985年4月16日诞生，开拓台湾生殖医学的新页。如今，台湾生殖医学以36.7%的试管婴儿治疗著床率高居全球第二、仅次美国，试管宝宝数量已突破十万，台湾更成为亚洲不孕患者求诊的首选。
然而，不婚、不育使台湾生育率在全球敬陪末座，国内不孕求诊人数更超过4万人。
在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届满35年之际，曾启瑞于今(16)日成立亚洲型旗舰型生殖中心「TFC台北生殖医学中心」，汇集国内一流名医，打造利于胚胎发展的顶尖实验室环境、体贴患者心理的候诊空间，并以「生殖领域的台积电」为目标，缔造台湾生殖医学的新里程碑。
究竟曾启瑞如何做到的？以下为《今周刊》採访团队的深度专访。
一位屏东乡下出身的医师，成了台湾试管婴儿製造第一人；这一回，他要打造台湾最强私人生殖医学中心，究竟是怎么办到？
台北信义区的南山广场，是台北最高级商办大楼之一，进驻的都是如AMAZONAWS、苹果电脑、勤业众信等国际级的企业。其中的十四楼，隐身一家气质大相迳庭的门户，这裡是汇集一群台湾生殖医学界高手而成的台北生殖医学中心，幕后推手正是三十五年前催生台湾第一个试管婴儿的医师曾启瑞。
「三年前，韩国CHA集团找我，而新加坡淡马锡和中国也有人上门洽谈，但我始终认为要在台湾成立一个生殖医学的『台积电』，有自己品牌才能打国际盃。」曾启瑞一语道出中心成立的初衷。
然而，最难的是组建医疗团队，尤其是打造平均行医经验超过二十年的阵容。
瞄准国际盃吸引不孕症名医投效曾启瑞有「试管婴儿之父」的美誉外，也是「老卵逆龄术」的世界首创者。早在二○○二年，他的体外受精技术，能将提供卵细胞能量、分布在细胞质的数千个不会老化的粒线体，和精子一起打入老卵的细胞质，製造排卵及怀孕期间需要的荷尔蒙，并将有缺陷的精子阻挡在外。
这项转殖技术让「老卵逆龄」，写下世界第一纪录，也提高了受孕率。
曾启瑞是台湾该领域的指标性人物，有他登高一呼，加上打国际盃的使命感，说服了许多专攻不孕症的名医愿意投效。像是马偕纪念医院妇产部前部长、现任该中心院长胡玉铭，以及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前主任、现任该中心副院长何彦秉，即是其中之二。
一八年下半年时，曾启瑞将自己打造「生殖医学台积电」的想法，告知何彦秉。「这裡以世界为目标，听了很心动。」何彦秉分享动心的原因，除了曾启瑞首屈一指的技术和领导风格外，能让医师发挥实力的完善舞台空间，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该中心拥有约二十五坪的实验室，裡面放置一台近千万元的胚胎缩时摄影监控培养箱，能模拟母体子宫环境，每十分钟为胚胎拍照一次，捕捉胚胎从受精后的动态，藉此从中挑选最优良胚胎植入，提升怀孕率。迄今，台湾仅少数大型医院，例如北医，才买得起这样的设备。
不仅如此，中心给求诊者呼吸的空气也很讲究。「细节『长』在牆壁内、天花板的感测仪和空调机器中，除了无尘外，还能除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胡玉铭说明。
当然，一路走来困难也不少。「找地点就花了约一年时间，不是太小，就是位置不适合。」该中心副执行长常玉慧透露。「要打国际盃，地点也要有指标意义。」曾启瑞不仅要求地点，还决定婉拒国际资金的邀请，由领域专业医师当股东。「不用受制于企业」，也是他的坚持。
即使有一流的硬体，无法取代的则是医师的经验和团队合作的「软实力」。整个团队从取卵取精、人工受孕到婴儿出生，医师们不仅精通妇产科，也要懂内、外科，甚至是理解求诊者的心理层面。
中心副院长王瑞生则表示，会找上曾启瑞的患者，多半都是经历过两、三次受孕失败的困难案例。曾启瑞专注细节，让许多案例「起死回生」，例如他一定要求每位初诊的女患者，检测子宫是否有披衣菌感染；因为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披衣菌，却是导致女性难以受孕的元凶。
摊开门诊表会发现，医师群个个具备逾二十年经验的资历，每人经手创造的婴儿都近万名。「胚胎师和护理师约二十位，多来自北医和马偕团队，工作有默契能减少磨合。」该中心副院长林时羽说，「大家常常讨论，整个团队进步更快。」
医师经验的细腻度，正是战胜不可逆变因的关键。现代人因晚婚，面临卵子老化的问题，以及环境荷尔蒙造成不孕和癌症等，都是受孕要突破的一道道关卡。
何彦秉曾有一位男病患罹癌，做完化疗后发现精虫少、品质差，赶紧冷冻两管精虫。不久后癌症复发、再次化疗，已完全无精虫，拖到太太四十二岁时才决定生孩子。但太太的AMH值（测量血液中的的念头在庄广伦脑海里浮现，他开始苦苦思索与大胆尝试。当第二轮麻疹来袭之前，他收集麻疹恢复期小孩的血清，滴在尚未患病的儿童眼睛内。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滴过眼之后的小孩没有出现麻疹症状。因为这样一个小创意，回到学校后，在学校总结大会上，医院黄文康书记、儿科杨子庄教授公开表扬了庄广伦和同学的新创意。这次下乡见习的实践和锻炼，大大增强了庄广伦作为一名医生的自信心，让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对病人的确有所帮助。
大学五年级，庄广伦被安排到原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轮科实习。在妇产科实习时，他时常看到林剑鹏教授很认真地埋头写写画画。一天他走过去好奇地问：“林教授，请问您写什么啊？”
“哦，我在编一本书，有关女同志子宫脱垂的防治。”林教授头也没抬，仍然很认真地写写画画。
见林教授画了改，改了画，显得很吃力，庄广伦诚恳地说：“我会画画，您要画什么，我帮您画。”
听完林教授的想法，他略加思索，一幅栩栩如生的手术图便跃然纸上。林教授喜笑颜开，高兴称赞。这之后，庄广伦利用空余时间，为林剑鹏教授的书画了三十多张手术图。
下乡做手术，一年做了上百例
1960年，庄广伦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山一院妇产科工作。一开始他有些担心，毕竟妇产科的工作是要治疗妇女们最隐私的病症，但是报到之后，他发现科里有三分之一是男医生，这让他安心了许多。如今回头再看，庄广伦教授对男女医生在妇产科的不同优势有着深刻的认识：男性体力更好，妇产科的许多工作其实是体力活，这一点男医生更占优；女医生因为自己有切身的体会，更能理解病人的一些病症。
科室轮转是对新来的医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操作者“三基”的培训过程，每个病区都要轮。庄广伦发现科室里每个主治医生都有自己很鲜明的特点，病例讨论时分析最深刻、最精辟的当属李大慈医生，开刀技术稳、准、快的张秀俊医生是大家学习的楷模。
每个医生都是他的老师，每当一个科轮完后，每个病区病种的特点都可以总结出一整套非常完整的妇产科临床实践与理论。中山一院的分科很细，如果妇产科手术时发生输尿管损伤，由于不熟悉泌尿科手术，就只能请泌尿外科医生参与手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里派庄广伦到泌尿外科去学习，指导他的是梅骅医生。在庄广伦眼里，梅骅是位治学严谨、敢想敢做、非常有创新精神的医生，对他的从医生涯有着重大影响，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在一年学习中，庄广伦跟梅骅学了很多外科手术知识，为后来下乡组建“补瘘小分队”做膀胱阴道补瘘手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65年，庄广伦和其他同事以及一些学生一起从广州徒步去粤北山区，跟当地的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前他们接到指示，不能暴露医生身份，以免别人找你治病，耽误了劳动。
当地条件十分艰苦，“床上放着干草然后铺上席子，床下都长出草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不过没过多久，庄广伦等人的“秘密”还是泄露了。一些农民突然生病，大家不忍袖手旁观，只得上手医治，经过几次，大家都知道了他们是医生，于是生产队便安排他们去公社卫生院为村民看病，要求他们多走出去为病人治疗。
在看病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影响农村妇女劳动力的主要有两个病，一个是子宫下垂，一个是尿瘘。妇产科谭丽君医生从别的公社调来，还有麻醉科谢家伦医生等，和庄广伦他们组成一个“补瘘小分队”，像游击队一样活跃在惠阳地区的山区，今天在一个地方做两三个手术，第二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想办法用简陋的设备治疗了许多病人。手术后庄广伦会认真查看每一个病人是否尿管通畅，谭丽君医生开玩笑说：“庄医生，我看你是‘老虎唔怕至怕瘘’啊。”一年多时间，“补瘘小分队”做了上百例手术。
下乡回来，大约1972年到1973年间，中山医组织编写《农村常见病防治手册》，庄广伦作为教材编写组成员参与编写。这本书也成为中山医学院复课后最早使用的教材。
随着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基本国策之一，他开始研究长效避孕药。70年代末，国家计划生育研究所所长肖碧莲教授致函庄广伦，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全国长效口服避孕药攻关项目。对庄广伦来说，从临床到实验室，是一个较新的领域，需要重新学习女性生殖内分泌理论、放射免疫学等。他开始奔走于北京郊区大钟寺的茅草房（北京国家计划生育研究所所在地）、天津中心医院的实验室和中山一院之间，迫切希望研制一种临床上副作用少、安全简便、让工人农民轻轻松松放心使用的新型长效口服避孕药。
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反复改进，复方18甲长效口服避孕药研制成功。这种药每月只服一片就见效。1987年，这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庄广伦也被卫生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国不是不可以做试管婴儿”
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不仅鼓励学外语，还力促科研领域与世界接轨，庄广伦早期以学习俄语为主，所以并不擅长英语。在科室主任梁贵尚教授的支持下，庄广伦通过各种渠道苦学英语，只要有外籍教师到医学院，他便主动承担接待工作。当时已经40岁的庄广伦，并不在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但在不懈努力之下，他已经可以用英语给全英班的学生讲课了。
庄广伦接待过不少无法生育的夫妇，他们渴盼孩子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但作为妇产科医生的他却束手无策。庄广伦的老师李大慈教授通过BBC电台了解到试管婴儿这项新技术并告诉了庄广伦，他们知道英国科学家Steptoe和Edwards在1978年成功了完成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创造出“体外授精与胚胎移植”（IVF-ET）技术。
1986年，庄广伦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出国学习机会，经过多方联系，他申请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妇产科学系进修，从事生殖内分泌的临床、实验和研究。导师Ian Fraser教授让庄广伦做大分子催乳素的研究，而庄广伦一直想着找机会接触“试管婴儿”技术。第一次步入实验室参观时，一些从未见过的精子冷冻、胚胎液氮保存、配子输卵管移植和体外受精等设备和技术让他感觉异常新奇，学习欲望更加强烈。当听到别人说起“Tube Baby”（试管婴儿）这个词时，他感觉自己的热血涌向脑门。现在，这门技术近在眼前，这就是他梦寐以求想学、想做的事情！
澳大利亚的试管婴儿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如果能学习他们的科技再带回国内那该多好，庄广伦心想。更何况，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本来就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更是人类优生优育的发展方向。他将这一念头告诉了导师Ian Fraser教授，然而导师认为试管婴儿是一项昂贵的技术，中国经济条件不适合，不鼓励他去做。庄广伦坚持：“那么，能让我看看吗？”他的执着打动了导师，联系负责试管婴儿研究的另一位教授，得到“看看可以，但不能动手”的允诺。
从此，庄广伦把一半时间花在钻研试管婴儿技术上。除了阅读文献，他将观察所得的人工取卵、实验室受精等试管婴儿核心技术过程，像连环画一样画成图谱。渐渐地，他开始把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主攻方向，自信“中国不是不可以做试管婴儿”。
有一天，负责试管婴儿研究的教授见庄广伦每一次取卵手术都不错过，求学之心甚笃，取卵时把住了他的手，让他有机会动了动手。那一天夜里，庄广伦异常兴奋，第二天便向医院领导发出长信，请求开展试管婴儿研究。
是什么支撑着他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试管婴儿？庄教授笑着说：“是兴趣。做事情，成不成功取决于你有没有兴趣，假如你没有兴趣，怎么强迫你做，你都不会做。你有兴趣的话，没有条件你都会去创造。兴趣是最关键的动力。”
从6㎡小屋的尝试到“中国试管婴儿之父”
1987年，近两年的海外研修结束后，庄广伦登上回国的班机。
经过一年的筹备，中山一院妇产科学实验室于1988年开始运行。那是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只配备了一名技术员，随后才增加了一名年轻的医生周灿权、一名护士邓明芬。
也在同一年，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功出生，但此时的庄广伦依然面对着资料缺乏、信息不灵、资金短缺等诸多难题。即便有钱，国内也无处买仪器，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除了从澳大利亚带回的零星器械外，实验室一无所有，庄广伦只能向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讨点耗材补缺，好几次都是深圳老家的亲戚帮他去香港要器械和试剂。因为对试管婴儿不了解，医院内部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时任中山一院院长张秀俊教授是庄广伦少有的“铁杆支持者”，他鼓励庄广伦：“一定要顶住压力。你们会成功的，而且一定要成功。”同时，张院长也批准了给新成立的实验室购买一台价值十几万元的Ｂ超诊断仪。
1990年，经过20多次的失败后，试管婴儿终于从小小的实验室中传出成功的喜讯。那是一对来自澳门的夫妇，女方输卵管堵塞导致多年不孕。庄广伦像宝贝一样对待那位能证实新技术的妇女，给她在医院附近租了房，每天去看望她两次，还给她熬汤调剂营养，嘱咐她一定要在中山一院生孩子。转眼到了1991年春节，这名妇女突然不见了，庄广伦和同事们心急如焚。第二天接到澳门镜湖医院的电话，才知道她已顺利生下两男一女。原来，她匆忙离开，是因为在广州生孩子得不到澳门的出生证。几天后，澳门报纸报道：本澳首胎试管婴儿诞生。
1993年，妇产科实验室在试管婴儿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临床妊娠率达到20%。1994年11月，在温州召开的全国不育症研讨会上，庄广伦以《中山医科大学开展试管婴儿的回顾》的报告公布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山一院自1990年以来已有78例试管婴儿诞生，临床妊娠成功率逐年上升，1994年为25%，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年，这个6平方米的小屋竟然成为了全国出生试管婴儿数量最多的生殖医学中心。
尽管常规试管婴儿可以解决一部分不孕问题，但是庄广伦却远远不满足。有一位来自东莞的不孕症夫妇，女方闭经，诊断为卵巢早衰。由于患者失去排卵与月经，庄广伦和学生李洁借助健康妇女捐赠的卵子与她丈夫的精子体外受精，然后采用人工激素模拟正常月经周期并将胚胎移植回患者子宫内。这例国内首例卵巢早衰闭经患者通过赠卵及人工周期受孕的宝宝于1994年1月14日成功诞生。
指导学生李蓉开展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的研究。1996年，中国第一例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的试管婴儿在中山一院出生，解决了男性不育问题，也把中国试管婴儿技术与世界的差距从常规IVF-ET技术（俗称“第一代试管婴儿”）的10年，缩短到了4年。
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的试管婴儿成功后，在社会各界取得了巨大反响，而庄广伦已经开始对华南地区的特发病——地中海贫血以及其他各种基因遗传病患者的优生问题展开了攻坚。
庄广伦设立新的目标：期望实现“除了能生，更要优生”。1990年世界上首例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成功运用，其方法是首先在试管中培育出若干个胚胎，然后从胚胎中取出数个细胞并按照遗传学原理对这些细胞作出诊断，选择最符合优生条件的胚胎植入母体，为有遗传病的未来父母提供生育健康后代的机会。
庄广伦安排了研究生李晓红进行α-地中海贫血基因的遗传学诊断技术的研究，自己同时与研究生徐艳文选择了一名携带血友病基因的妇女，第一次做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后未获妊娠，第二次从7个优质胚胎中选择了2个女性胚胎进行移植，最终成功获得了一个单胎妊娠，并于2000年4月成功分娩。这一例的成功意味着我国诞生了首例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的试管婴儿（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媒体争相报道。同年7月，世界首例采用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的α-地中海贫血携带夫妇也成功分娩健康婴儿。
接二连三的创新成果让庄广伦创立的生殖医学中心一跃成为引领全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的研究中心，他也被人们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父”。
庄广伦被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父”，不是因为个人成就，而是他愿意毫不保留地在全国推广这项技术。为此，庄广伦1994年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全国辅助生殖技术学习班”，他的团队向前来学习的各地医生全面开放技术，同时还派出技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指导建立辅助生殖中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优化适合中国国情的辅助生殖技术体系。即使是试管婴儿技术中风险较高的“减胎术”，也在1993年5月国内首例成功后不久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行。
对外开放技术，既可解除更多不育患者的痛苦，也可引来外来人才进行临床经验交流，进而把现有技术改革得更简捷、实用，降低试管婴儿成本，他称之为“开放改革路线”，认为这是中山一院生殖医学中心之所以快速发展，直至今天仍保持国内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对于学生，庄广伦也鼓励他们到各地去传播和改进新技术。现在，他的学生遍布各地乃至海外，大多成为当地试管婴儿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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